作为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板电器）法务部品牌维护负责人，李伟（化名）见证了老板电器防伪措施的升级换代。
“从最初可能没有太成熟的防伪手段，到每个产品都配备防伪标识，后来又增加了防伪二维码，我们整个防伪体系也是越来越完善的。”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如今，防伪工艺日趋复杂和成熟，而包括物联网技术、区块链技术等一批新技术，也开始应用于防伪溯源上。在打假拼图里，防伪起到的作用越发显著。
“我们谈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往往会忽视产品本身的防伪措施是否足够的问题。实际上，就目前来看，以防为主、打防结合的方式，或许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知识产权。” 中国反侵权假冒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洪云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洪云峰是国家注册防伪技术专家，曾任北京兆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信）总经理，对于使用防伪技术的产品，他几乎能一眼识别真假。
“中国的防伪行业，发轫于上世纪十年代。因为当时出现了假冒伪劣产品，因此一些防伪措施也相应推出了。”他说。
1994年，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成立了“全国防伪技术产品管理办公室”；1995年，中国防伪行业协会成立。随后，一系列的行业标准和管理办法公布施行。
洪云峰观察到，近年来在行业内活跃的厂商主要有四类：做物理防伪的印刷厂、标签厂；产品数字身份防伪企业；硬件生产企业以及新进入的IT企业等。
根据假冒伪劣产品的规模，洪云峰估算整个防伪行业市场规模在千亿元以上，其中印刷厂和标签厂的产值占比最大：“整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并不高，中国的防伪行业更注重应用，而在基础技术研发方面投入力度不够大，这与外国公司情况恰好相反。”
一个事实是，从最初的物理防伪，到电话电码、条形码、二维码等数字编码防伪，再到RFID等使用物联网技术的防伪手段，乃至如今的区块链防伪溯源，防伪技术在不断地更新换代。
而这些性的技术，通常是由国外传入。在洪云峰看来，在防伪技术应用层面，进行跨国合作，或许能产生更多的价值。
“以市面上打着3M旗号的假口罩为例——美国3M口罩加强了防伪力度，它的防伪标签使用了自身的膜变技术，转动标签可变色，而上面的电码查询是兆信做的。这是两家公司各取所长做的一个合作。”他说。
“普通防伪技术会被伪造，可如果使用过于专业的防伪技术，消费者又不知道如何识别。”他告诉本刊记者。
北京反侵权假冒联盟秘书长盛道凤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些不法商贩甚至会假冒防伪措施：“打电话查询电码，他们自己弄一个400的号码；上网站查询，他们会建立一个假的网站。那么消费者再怎么查也总是查出来真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即使是使用了防伪戒指等防伪产品的大闸蟹，依然可能存在假货。
“有的大闸蟹是本地产的，它们戴上的防伪戒指是真的，但因为成色好（并不一定需要防伪戒指），早就找好了销售渠道，然后这些防伪戒指就被倒卖给那些外地运过来的‘洗澡蟹’，本来50元的可以卖到200元，利润空间很大。”上述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由此看来，李伟的担忧是普遍存在的。实际上，不少企业生产的产品都有防伪措施，有的也会采用新型防伪措施，但是如何平衡好有效性和便捷性，成为不少厂商的困扰，甚至让一些企业觉得防伪“没什么用”。
“没有哪一种防伪技术是万无一失的。我们按照防伪力度、身份唯一性、技术稳定性、识别性能、使用适应性、安全周期、保密性等7个维度来评判防伪技术，都是各有优劣的。”洪云峰告诉本刊记者，具体采用哪几种防伪技术，是生产厂商应该要算的一笔账。
他举例说，比如快销品的要求可能是防复制、防转移以及低成本，而奢侈品对唯一性、防伪力度和安全周期的要求更高。
“通常来说，防伪占总成本的2%～3%左右。假如厂商把防伪放到包装成本那块，防伪占的比例就低；要是与打假或是溯源管理相关，那么防伪占的比例就高。”洪云峰说。
在不少业界人士看来，中国的防伪行业已经跨入了物联网技术应用时代，典型代表是RFID技术。一些酒类产品使用了这一技术，将电子标签内置于瓶底，渠道商可通过阅读器来验明真假。
但这一技术并没有广泛使用。有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该技术推向市场时，一个电子标签成本要7～8元，标签阅读器还需花费十几万元另外购买，一般商品很难均摊如此高额的成本。
直到与RFID技术类似的NFC技术的出现。一直从事NFC硬件开发的廖继盛，从中看到了机会，他决定从应用更广泛的NFC技术切入防伪市场。
“以前需要手持机识别NFC芯片，如今很多手机装有NFC模块，相当于消费者人人都有一个识别终端，并且中国银联也在推广NFC支付，我觉得时机到了。”深圳市前海胜马科技有限公司CEO廖继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他的设计里，鉴于NFC技术支持无线传输，因此NFC标签可内置在产品里面，这种隐蔽性能提供更佳的防伪性能：“芯片本身就经过了多重加密，你要获得这个芯片贴到假货上，必须把整套产品拆开，那么这个真货就报废了。这将极大提高造假的成本，使得造假几乎不可能。”
地处深圳，廖继盛把NFC芯片的成本做到了一元一个，这对于某些仅包装纸盒成本就高达数元的酒类商品而言，并不贵。在廖继盛看来，一旦这种技术大规模应用，成本还能持续降低。
而且，这种“不是提前印刷好”的防伪新技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通讯的新接口，也会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我们后台的系统平台，是不断更新、填充关于这个产品的数据和信息进去的，甚至包含了生产的视频信息等，防伪溯源信息是非常丰富和立体的，我们也在尝试AR等新技术，以图给消费者和厂家带来更大更新的价值。”廖继盛说。
“溯源要求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除了实现防伪的功能外，对于厂商而言，它也能防止经销商窜货。”盛道凤告诉本刊记者。
她举例说，某服装品牌发往甘肃和北京的服装防伪码不一样，在甘肃它可能需要做一些促销来刺激市场，而在北京则不需要。当该品牌通过防伪码发现北京出现大批甘肃的货，说明甘肃经销商将货窜卖到了北京，那么该品牌开拓甘肃市场的目的非但没达到，还被甘肃经销商掠去了差价利润。
“这对于品牌来说是极大的损失，因此很多品牌方将防伪和溯源一起做了，有时候溯源甚至成为厂商考虑的重点。”盛道凤解释说。
李少恒看到了防伪溯源的机会，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他，决定用软件技术来保证整个防伪溯源过程的真实可靠。
“区块链技术现在在金融圈很火，供应链上的应用却很少。我想通过区块链的多中心系统，搭建一个从源头到流通、保证各个环节真实可靠的平台。”物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链）CEO李少恒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简单来说，物链提供的是一个由生产商、品牌商、经销商等各个节点共同维护的账本系统，包括生产、入库、出库、分销、零售等各环节都登记在区块链上，保证信息真实有效、无法篡改，以防作假。
“一方面，品牌可以实现防伪，以达保护品牌的目的；另一方面，这本身也是一个增信的过程，是塑造品牌的手段。”他说。
物链目前正在内蒙古与某羊肉厂商合作，采取利润分成的模式。李少恒介绍说，没经过认证的羊肉价格为每斤16元，而使用物链、经过认证的羊肉能卖到每斤60元。李少恒认为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机会。
“消费者更放心，生产商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各个环节也更规范。这其实是一种生态型防伪，各方都能从防伪溯源过程中受益。”李少恒说。
无论是RFID技术，还是区块链技术，在洪云峰看来，最终都得依托一个可查验的平台。而平台的分散化，造成了许多不便。
“从消费者角度看，每个防伪企业有一个平台，怎么分辨真假？从厂商角度看，多部门交叉管理溯源，商务部、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工信部等多个部门都与此有关，厂商的平台要怎么跟这么多部门对接？”洪云峰说，政府制定规则，进行归口管理，让市场充分发挥调节作用，才能建立起更完善的防伪溯源体系。
2016年9月28日，全国产品防伪溯源验证公共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是在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质检总局指导下，由中国防伪行业协会和中国反侵权假冒创新战略联盟共同发起成立的第三方信息服务平台。
“平台对接资源广泛，覆盖面广，已实现六大重点行业战略合作，与十大溯源平台、200多地方政府溯源平台，以及防伪行业80%的防伪信息系统对接工作，每年可新增500亿件名优产品数据。”中国防伪行业协会总工程师陈锡蓉介绍说。
“防伪溯源，其实也是在保护知识产权。中国企业除了要做好、做足自我保护外，也要有更宏观的视野布局，实现信息共享、社会共治，共建诚信制度体系，这更重要。”盛道凤说。
“或许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国的防伪行业还会继续发展，但我个人还是希望这个行业的规模越做越小，这说明我们国家的假冒伪劣产品也越来越少。”他说。
2015年9月~2016年8月的12个月中，在这支2000多人的“打假队”及数千名志愿者的帮助下，阿里巴巴集团的各电商平台上共3.8亿个商品页面、18万间违规店铺和675家运营机构被关闭，而各地执法部门也关闭了675家假货生产、库存和销售点
每年全国、“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等重大时间点，打假都会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但是打假究竟打什么，应该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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