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母亲来上海看我时，2阿根廷比索可以换1元人民币。她发现中国的一切都比布宜诺斯艾利斯便宜得多，于是买了手机、平板电脑和许多衣服，并在最昂贵的一个街区租了一间房，甚至还邀请了我的一个姐姐来上海，以便我们三个人一起旅行。
如今我们每次通电话，她都会提起那次旅行，并重复说：“我们是多么幸运，抓住了那次机会”“我是多么幸运，有机会拜访你”。在她回到阿根廷后不久，很快就又经历了一次货币贬值。
十多年来，阿根廷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危机，货币一再贬值，人们收入减少，贫困加剧。据估计，国家货币比索仅在今年就贬值了70%以上，在过去五年中贬值超过1000%。如今，200比索兑换1元人民币，平均月薪不到300美元。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7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总统府前国旗飘扬。本文图片均为视觉中国 图
通货膨胀率过去12个月累计达到约142%，而且还在继续上升。新上任的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Luis Caputo）表示，物价正以每天一个点的速度增长，这对于一个非战争状态下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乌克兰在2023年的通货膨胀率为13.5%）。由于经济不稳定，据估计，近年来已有超过50万人离开了阿根廷，其中大部分是18至35岁、拥有大学学位的年轻人。
社会贫困加剧，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0%，而根据阿根廷天主教大学（UCA）的研究，如果没有国家提供的多种社会计划，贫困人口将超过45%。考虑到阿根廷曾经拥有拉丁美洲和所有西班牙语国家中最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这一悲剧就更加令人痛心。
在电话那头，我听到了母亲沉重而克制的声音。我从未感受到她如此担心钱的问题。她说，哈维尔·米莱的政府不仅会把阿根廷变成一个“穷国”，还会变成一个悲哀的国家。随后，她开始叹气和抽泣。
我的祖父离开意大利前往阿根廷生活时，阿根廷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20世纪30年代末，他来到阿根廷西北部的萨尔塔，在一条连接智利边境的新火车线上当医生。这列火车是当时工程技术的奇迹，其设计穿越了安第斯山脉，并跨越了当时建造的最高桥梁之一。因此，它被命名为“云端列车”。列车医生的任职仪式之后，他决定留在这座城市，并最终成为该省政府的卫生部门负责人。
我祖母的故事则是一个典型的阿根廷故事。她的父母来自叙利亚，和当时的许多移民一样，作为政府移民激励计划的一部分被送往北方，那里在某些方面与中东相似。该计划根据原籍地分配移民，中部和南部更为肥沃的土地留给了欧洲移民。由此，我的祖父母在阿根廷北部开始了他们的生活。
我的祖母是家中第一个出生在阿根廷的女儿。她从小就是同龄人中的优秀学生。18岁那年，得益于阿根廷的免费教育制度，她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最终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生物化学专业，成为该地区第一位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她给孙辈的建议总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因为教育改变了她的生活。
许多阿根廷家庭都有类似的故事。据估计，阿根廷90%的人口都有移民背景，祖上大多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他们在1880年至1930年间来到阿根廷，当时阿根廷的人均GDP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当。
那时阿根廷人口近1000万，国土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移民是阿根廷在20世纪初城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法国作家保罗·莫朗（Paul Morand）所观察到的，“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成了一种常见的说法，而他对南美新精英阶层的财富既着迷又不屑一顾。
公共教育、开放和免费的大学以及免费医疗是支撑阿根廷中产阶级发展的支柱，1960年中产阶级人数达到最高峰，超过65%的阿根廷人属于中产阶级。连环画《玛法达的世界》（Mafalda）完美地记录了这个时代：大学专业人士、办公室白领、左翼知识分子、工厂工人和小店老板的子女都在同一所公立学校上学。
很难确定阿根廷开始衰落的具体转折点或日期。因为这样的日期往往带有意识形态偏见，那些讲出具体日期的发言者，其主张多是带有立场的，而非对实际历史事件进行解释。前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说的是要结束“60年的衰落”，而现在哈维尔·米莱又说是“百年的恶化”。
然而，自1975年经济危机和随后的军事统治以来，阿根廷进入了经济崩溃和复苏的循环之中，近乎是每十年重复一次：1989年的恶性通货膨胀、2001年的金融危机、2011年的货币兑换管制，以及自2018年以来几乎不间断的通货膨胀、外债增长和货币不稳定。
许多学者都热衷于讨论一个国家是如何发展的，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但也许更令人苦恼的问题是某些国家是如何的。阿根廷的故事就是一个似乎尚未找到底线的衰落的故事。
1975年，英国作家奈保尔穿越潘帕斯草原，写下了一篇内容丰富的旅行日志，金钱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我从未在货币兑换处待过这么长时间，”他用大量的细节详细描述了人们对外币波动的痴迷。
不知是预感还是巧合，阿根廷人对美元爱恨交加。阿根廷历史学家阿里尔·威尔基斯（Ariel Wilkis）和玛丽安娜·卢齐（Mariana Luzzi）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出版了一本著作——《美元：美元是如何变成阿根廷货币的》（The Dollar. How the US Dollar Became a Popular Currency in Argentina）。（注：该书出版于2019年，追溯了美元在阿根廷的经济、社会和意义的历史，以及多年来美元的普及情况。作者阐释了美元是如何在阿根廷的国家生存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的。）
通货膨胀和脆弱的银行系统导致人们不愿意储蓄本国货币。房地产、汽车甚至租房都以美元计价。在某些情况下，交易会根据当天的汇率兑换成比索，因为预算很可能会在24到72小时内发生变化。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3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商店橱窗里的指示牌显示了美元、欧元和比索的汇率。
对于其他消费，如购买公寓或房屋，则需要现金。买家要用袋子或者公文包装着成捆的美元现金去交易，在有证人在场的律师办公室里，每张钞票都要逐一清点，以确保交易的准确性。
人们对银行系统极度不信任，不敢把钱存入银行；大家都担心2002年“比索化”事件重演，当时政府和金融机构用比索取代美元，导致许多人的存款蒸发（注：2002年1月6日，阿根廷新政府宣布停止实行已持续11年之久的比索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将比索兑美元汇价由1：1贬值至1：1.40比索，并于1月30日实行浮动汇率）。
因此，人们首选的储蓄方式就是“藏在床垫下”：在家中意想不到的角落、床底下、书页里、阁楼上和书架上，阿根廷中产阶级把美元用这样的储蓄方式藏了起来。
更不用说资本外逃了，潘多拉文件(Pandora Papers)泄露的信息显示，在避税天堂开户的阿根廷籍商人数量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三（以阿根廷的经济规模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据阿根廷中央银行估计，阿根廷人持有2000亿美元，占全球流通美元的10%，占美国以外地区流通美元总量的20%。
由于对本国货币的不信任会影响国际储备并加速通货膨胀，之前的政府限制每人每月的货币购买量不得超过200美元。这导致了不受监管的黑市的出现。在大城市的步行区和购物区，人们大声叫卖：“卖美元”“卖欧元”。这些人被称为“小树（arbolitos）”，因为他们静静地站在人行道上，就像一棵棵缀满绿叶的树。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3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一社区的厨房里，一名男子吃完午餐后休息。
美国的货币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小树”们把它们分为两种：“大头美元（big-faced dollars）”和“小头美元（small-faced dollars）”，1996年之前发行的100美元钞票上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头较小，价值较低。许多人更喜欢带有金属条和其他防伪标志的新钞。
黑市的运作不受国家政策的控制，其价格甚至会随着最微小的市场变化而波动：乌克兰战争、美联储加息、国家中部干旱以及国内的任何动向都可能引发货币贬值。例如，在今年8月的初选之后，比索在一天之内贬值了20%到30%。
官方和黑市的美元汇率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外汇差价。因此，根据美元的来源和用途，在阿根廷的市面上出现了超过15种不同汇率的美元：“大豆”美元（针对阿根廷主要商品的出口商）、储蓄美元、零售美元、旅游美元，甚至还有为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阿根廷人准备的一种“卡塔尔美元”等等。
正如阿根廷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Ricardo Piglia）所说，金钱是贯穿阿根廷文学的伟大主题之一：出现又消失的金钱，烧成灰烬的金钱，一夜之间冒出来的金钱。也许这就是持续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后果。
我第一次听到哈维尔·米莱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一位老同学告诉我的。他当时给我看了一段视频，跟我说：“看看这家伙在说什么。”米莱看起来更像一个摇滚明星，而不是经济顾问：头发凌乱，穿着条纹夹克，眼神狂野，说话时大喊大叫，手势夸张。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0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新总统哈维尔·米莱在就职典礼当天在政府宫殿的阳台上向人群发表讲话。
在视频中，他认为将国家干预和公共开支降至最低的极端自由主义是拯救阿根廷经济的必要条件。一位记者举手向他询问有关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的主张，这位经济学家主张政府采取措施应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周期。
米莱愤怒地回应，称这位记者是“白痴”，说她“理解有问题”“对经济一窍不通”。当台下一名男子他对待女性的态度时，米莱也以侮辱性的语言回应，称他是“低廉的民粹主义者”。
当时，我对这个人并没有太在意。与可以成为总统的领袖相比，他似乎更像是一个奇人。他是一个陷入危机的制度所产生的畸形后代，一个被令人抓狂的经济所激怒的经济学家，一个呼应了成千上万阿根廷人每天所经历的暴力循环的“暴力分子”。
从2016年起，米莱成为阿根廷国内媒体的常客，他以经济和评论员的身份出现在电视上，经常在公开场合发怒，并指责任何有不同想法或建议的人都是“者”“社会主义者”或“分子”。
阿根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亚历杭德罗·凡蒂诺（Alejandro Fantino）称，每次邀请米莱上节目，收视率都会飙升。他神经质的表态、夸张的动作和肆无忌惮的言辞，让他成为了完美的电视产品。
为了吸引媒体的关注，他的建议变得越来越激进。他建议将经济美元化，“烧毁”中央银行，放开所有经济部门，包括武器销售。在一次有争议的电台采访中，他甚至为买卖儿童和器官辩护。“这只是另一个市场。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另一种市场”，他说。但后来他又否认了这些言论，并指责媒体断章取义。
他的外交政策建议没有那么有创意，但同样令人担忧。在谈到国际时，他重复了冷战时期的言论，将世界分为“主义”和 “资本主义”国家。
他在竞选期间表示，如果当选，他将重新调整阿根廷“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减少与中国和巴西的联系。这一立场是米莱众多矛盾中的一个：一个亲市场的候选人会想要减少与阿根廷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伙伴的联系。
他言辞犀利、尖刻，大声指责传统的“种姓制”将阿根廷引向衰败，他的风格似乎是为新媒体量身定做的。他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疯传，吸引了成千上万名自称“自由主义者”的年轻支持者。
他的联盟“自由前进（La Libertad Avanza）”成立于2021年，是一个创新型政党，但它聚集了保守右翼的各个派别：上一次军事统治（1976-1983 年）的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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