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康居王使者册》。此简记载了西域康居国使者前来“进贡”骆驼，抵达敦煌遇到不公后反映问题，朝廷受理解决的经过。新华社发（甘肃简牍博物馆供图）
距今两千多年的“乘法口诀”如何被相继发现、破译？“里耶秦简”为何被称为“我国21世纪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和解读秦朝的“百科全书”？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打卡”，除了满屋黄金，还有哪些珍贵的文字印记？甘肃“悬泉汉简”的偶然发现，勾勒出古丝绸之路上哪些故事
自20世纪以来的百年间，我国出土简牍的新资料不断问世、新研究持续推进，一些石破天惊的发现大幅度补充传世典籍的不足，帮助我们更准确地了解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脉络。以湘、鄂、甘、赣为代表的“简牍大省”完善保护研究方法，探索新颖的展陈方式，推动简牍文化“化冷为热”，让社会大众走近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2023年盛夏，在湖北荆州楚故都纪南城遗址以东约1公里的一处东周时期墓地内，一座战国中期的楚墓秦家咀M1093出土大量竹简，是我国目前出土战国楚简数量、文字最多的墓葬。
竹简出土后，考古工作人员即刻将其妥善提取并搬运至“出土木漆器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进行室内揭取保护与整理研究。“这批简保存情况不是很好，基本都处于饱水竹简纤维饱和点的临界状态，而且受到泥土与其他出土器物的挤压，竹简残损、形变严重，极大地增加了竹简揭剥的工作难度。”荆州文保中心简牍修复人员贺巧云回忆。
她所说的“揭取”是窥探这批竹简价值内涵的第一步。最终，在考古人员和文保人员的合作下，这批3900余枚竹简得以按照自上而下竹简的原始叠压顺序逐一揭取，十枚为一组进行初步扫描，30000多个文字呈现出来！紧接着，研究人员在电脑屏幕上仔细辨别简文内容，其中一支残断竹简上竟然写有清晰可辨的“数字”“二，五七三十又五，四七二十又八，三七二十又一，”这是距今2300多年的“乘法口诀”啊！这枚编号为1645的竹简，被专家暂命名为《九九术》，并被小心翼翼地挑选出来，走上清洗、保护、研究、展示的“绿色通道”。
“秦家咀战国楚简《九九术》较此前所知最早的里耶秦简《九九表》还要早一个多世纪，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乘法口诀实物，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在当时楚国的广泛运用，为我国数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秦家咀墓地考古项目负责人、荆州博物馆副馆长杨开勇说。
先秦及秦汉时期，乘法口诀是数学学习的基础知识，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人力、物力、资产等计算，《荀子》《管子》等典籍中已有记载乘法口诀的用例。
初步整理研究显示，荆州秦家咀墓地M1093出土战国楚简的内容涉及先秦“书”类、“语”类、诸子、数学、医药、畜牧、文学、日书等诸多领域，确是我国先秦古籍“百科全书”，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等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具有重要的考古研究、典籍整理、文物保护、展示利用等价值。该考古项目入选2023年度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项目，入围202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获得2023年“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
时间回2002年6月。酉水河畔，八面山下，里耶古城。考古人员在里耶古城遗址的一口古井内，发现一枚带有文字的竹简。“在一口古井里发现文字，意义非同一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春龙回忆，当时的里耶恰逢雨季，雨水不停，抢救井下的竹简最关键的是时间。
张春龙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管理局的考古专家龙京沙等人迅速制定抢救发掘方案。井下，龙京沙与其他作业者争分夺秒，丝毫不敢懈怠。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雨水继续往地下渗，井壁上出现了裂痕。发掘工作仍在深入，一旦古井出现垮塌现象，后果不堪设想。大家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焦急又期待。终于，当龙京沙再次小心地扒开一层淤泥时，指尖触到一些有规则的木片。慢慢剥开裹在木片上的淤泥，他又一次看到木片上的文字。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天之内，相继有300余枚简牍被运上地面。简牍上明确地写着秦代的日期，“迁陵”这个地名也在简牍上频繁出现，它似乎在向人们证明，里耶古城这座神秘城池，正是秦代的迁陵县城。一时间，考古队被这一突然到来的重大发现深深震撼
此后，里耶共出土约36000枚秦简，其中绝大部分出自一号井，为此前出土秦简总和的十倍，纪年从秦统一六国的前一年到秦灭亡的前一年，其纪年之完整、资料之详实，实属罕见。
这批不起眼的木片，成为后人了解秦人生活实况的信息宝库。其中一枚《九九表》成为先秦时期乘法口诀的实证，“二半而一”的文字记载更是证明当时已有小数运算，在楚简《九九术》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发展。
“状似漆皮，软烂如面条”是海昏简牍给考古队员们的第一印象。2015年11月，5200余枚竹简和170余版木牍，较集中地出土于南昌汉代海昏侯刘贺墓椁的文书档案库。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杨军介绍说，海昏侯墓属于典型的南方淤泥墓。东晋时期，这里曾经历过大地震，墓室倒塌，整个椁室浸在水中。由于受到光照、温度及鄱阳湖水位变化的影响，竹简保存状况极其糟朽，文保工作持续至今。
“为了尽早掌握简牍内容并向社会公布，我们联合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根据简牍清理时为文保目的而扫描的红外照片，对上面的文字资料进行了初步的编连与释读。”杨军告诉记者，海昏简牍是目前全国单墓葬、单次考古出土最多的一批汉代简牍，其蕴含的西汉时期的丰富历史信息，如同墓葬中的宝藏一般再次惊艳世人。
至今，甘肃省陆续出土简牍共计6万余枚。其中，最为特殊的一次考古发现，不仅出土了2万余枚汉简，还揭露了汉代古丝绸之路上一座确切的官方邮驿接待机构。
1987年秋，经过多次考古调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何双全在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的戈壁滩上捡到一枚完整的油封简。他擦去泥土，清晰看见“悬泉置以亭行”六个工整的隶书。汉代悬泉置遗址就这么被找到了。
悬泉置遗址在1990年至1992年进行了考古发掘。简牍被埋藏在遗址的各个区域，这些简牍混着沙土、柴草，依稀透出墨字，与古人生活遗物一起出土。遗址西部灰区是简牍出土最多的区域，共有木简7000多枚。
“我们打开了悬泉置关闭两千多年的大门，看到毫无生气的馆舍、倒塌的房子、掉落的墙皮、破门烂窗、残简废纸一切显得那样的败敝，它究竟是个什么单位？这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呢？”何双全发掘越深入，越是对这段丝绸之路的烟云往事好奇。
何双全介绍，经过后期梳理，“悬泉汉简”不仅是汉代、经济、文化、交通等诸多方面的实录，更是研究张骞通西域以后，汉与西域三十六国交流情况以及丝绸之路创始、运营、管理等问题的第一手资料。
何谓“简牍”？中国古代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简牍是主要书写载体。就考古发现所见，简牍主要流行在战国、秦汉以至魏晋时期。大致上承甲骨文和金文，下启纸质的写本和刻本文献，在中华文明发展、传承的脉络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学术价值。
简牍文献大致分为文书与典籍两类。就撰作意图和当时的流转情形而言，前者是在特定的范围或路径移送阅处，时效有限；后者属于追求“跨时空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文书如果流传到后世，则会褪去其即时、实用的色彩，转化成历史资料和文化资源，从而蜕变为典籍。”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陈伟说，出土的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简牍文书，是记录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珍稀文献，应与思想文化典籍一样，纳入当今古籍的范畴。
大致比较细长的竹木薄片为简，相对宽厚的竹木板为牍。由于材料容易获取，制作、书写简便，可以用绳线编连成册，从而承载长篇文献，还可通过刻齿、剖符、封缄附加防伪、保密等机能。因而，在纸张通行之前，简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由于“册”字形似简册，学者多相信商代已使用简牍。《诗经出车》咏叹远征的军人“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崔杼之乱时，“南史氏闻尽死，执简以往”，均可看作西周、春秋时使用竹简的可靠记载。
目前发现的最早实物是战国中晚期的楚简，其后的秦汉魏晋简牍均有大量出土。西汉纸已有多次发现，居延、敦煌、放马滩等地所见还带有文字或地图，明显用于书写。有专家推测，在东晋末年纸张成为官定书写载体之前，简牍还在大量应用。
而“简”与“牍”之间也有较为鲜明的特征和功能区别。我国南方盛产竹子，所以目前发现的多为竹简，而西北地区气候干燥，竹子较少，多为木质简。两行比简稍宽，一般约2厘米，宽度是单行简的2倍，又因每简书写两行文字，称为“两行”简，既可以编连，也可以单独使用。牍是比“两行”简还要宽，有的可宽至6厘米，长度多与普通简相同，多为木制，用来写信、契约或抄录医方、历谱等，墓中发现的牍大多用来记录随葬的物品目录。
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介绍，为了更好地防范泄密，写好的简牍要用绳结捆扎、泥封钤印。尤其是公文书写完毕后，为防止在传送过程中被私自拆阅，要在写有公文的简牍上面盖一块被称为“检”的木板，然后用绳子将检和公文简牍捆扎在一起，在检上放封泥，再在封泥上盖上负责官吏的印章封检的过程，也是成语“三缄其口”的由来。此外，由简牍书写的古书都是先卷起来的，阅读书籍，就要打开卷册，这就叫“开卷有益”。
在甲骨文中，汉字“册”好似用绳将一枚一枚的简札编连起来的样子。为了在编连时将竹简固定住，竹简的侧面刻一个三角形的契口。按照简的长短，又有二道编、三道编，以至四道以上的编连形式。孔子因为喜欢读《易》这本书，把串联简册的编绳磨断多次，后人就用“韦编三绝”这个成语形容读书刻苦勤奋。
时至今日，一些书籍的书写格式及写作方法，依然承袭了简牍时期形成的传统，许多因简牍而形成的成语典故也流传至今。如“册”“篇”“编”“连篇累牍”“韦编三绝”等，都与简牍的形制有关；“杀青”“汗青”“罄竹难书”等则与简牍的制作和用材有关；“删改”“刀笔吏”等则与简牍时代的文具书刀有关；“合同”“尺牍”“封缄”等则与简牍时代的文书制度有关。
战国秦汉时期处于我国历史嬗变的重大节点。“协和万邦”的商周王朝，经春秋争战、战国兼并，走向实行郡县制的秦汉统一帝国。私学勃兴，著述蜂起，其时创造的典章制度和经籍文化承前启后、影响深远。简牍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原始记录和直接遗存，具有传世文献无可比拟的特别价值。
调查显示，湖北共出土战国楚简、秦汉至六朝简牍共82批、25000余枚，估算超过50万字。其中发现于湖北的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等，都是震惊国内外学界的重大发现。以郭店楚简为首的文化典籍、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等科学技术文献、睡虎地秦简等法律文献，均是仅见于本省出土的珍稀孤本，对于探讨儒家及诸子经典的早期形态及其演进、传播，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5200余枚竹简中，占比最大的一部分是儒家经典及其训传，其中不乏几种失传版本或较早版本，对于研究儒家学说及其经典的传布、演变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说，如《诗经》1200余枚，为人们提供了现今所见存字最多的《诗经》古本。又如《论语》500余枚，保存有“智道”篇题和一些不见于今本的简文。还有《春秋》100余枚，是考古发现的春秋经传的最早实物，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智慧浪漫的楚国人热爱音乐，几十年来楚地考古发现大量钟、鼓、罄、琴、瑟等乐器，以及描绘乐舞场景的纹饰图案，但是一直未见乐谱。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荆州王家嘴的楚墓中发现3200余枚战国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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