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换的要冲，加之晋中南地狭人稠，外出经商谋生自然成了许多人的选择。早在宋代，大宋朝廷需要北方的马匹作战，北方需要杭州的丝绸和南方的茶叶等生活用品，山西成为物物交换的桥头堡。到了明朝，政府为了防范蒙古人入侵，从鸭绿江到嘉峪关修筑长城，设九座边防军事重镇，陈兵十万，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消费区。为了解决戍边将士的军需和粮饷，全靠政府，必然是低效、，政府采取的策略是鼓励商人们运送粮食到艰苦的边塞，同时可以换取盐引（一种取盐的凭证），商人可以凭借盐引到指定地点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区域自行销售。要知道盐铁（金属）一直是国家专营，有着丰厚的利润。无疑，山西的地理位置给晋商带来了发展的优势。加之与蒙古人的皮草贸易，向俄罗斯出口茶叶，也给晋商带来了丰厚利润。明初至清末，晋商一度称雄中国商界500年，成为当时天下第一商帮。晋中的祁（祁县）、太（太谷）、平（平遥）则是晋商的大本营。
典当是中国最古老的金融行业，但在明代之前主要是由寺庙和官府所经营。明清时期，政府对商业和金融业的控制逐渐放松，善于经营、善于理财的山西人首创了“诚信为本，汇通天下”的票号金融业务。
总部设在平遥的日昇昌，被称为“中国现代银行的鼻祖”。日昇昌的李家财东原本经营的是“西裕成”颜料铺，到明末该铺已有一定规模；清嘉庆时已在北京、天津、汉口、成都开设分号，生意兴隆。后来“西裕成”财东李大全聘任大自己20余岁的雷履泰在汉口、北京的“西裕成”分号做掌柜（经理），后又调回平遥总号委任大掌柜（即总经理）。
在外经商的平遥商人很多，他们每年要将赚取的银两托镖局运回平遥，但随着银两的增多，十万两白银的重量达2.5吨，来回搬运不但成本高而且风险大，当时催生了两大行业：一是押运白银的镖局，二是千奇百怪的劫匪。
正在这时，他们想到了实力雄厚的“西裕成”，找到时任京城分号掌柜雷履泰帮忙，欲将银两交给京城的“西裕成”分号，由分号发信给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总号提取银两。起初全凭诚信为本，不收取任何费用。人们渐渐觉得这种办法省时省力又安全，于是越来越多的商人请求帮忙，后来双方商议出一点汇费，由“西裕成”拨兑。
雷履泰调回平遥总号后，将自己的想法和方案向财东李大全做了汇报。李大全非常认同并支持他的这一宏伟计划，当即敲定，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日昇昌票号由此诞生。“日日升，日日升”，双日为昌，“日昇昌”这一票号名称由此而来。
财东出资，聘请掌柜（经理）来负责经营。掌柜在号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决策、设置分号、录用职工、调配人员等。财东受号规约束，平时不得在号内住宿、借钱、指挥号内人为其办事等，只享有年底结账时对掌柜的任免权。这样，掌柜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财、物等，达到最高经营水平。
员工有严格的等级，大部分人得从学徒做起。招学徒要有人举荐、担保、查祖宗、看门第、看长相、试品行、看发展，不得不说一个“严”字。
票号汇兑最主要的就是防伪。当时的汇票已经使用纸张、水印、编码、登记、验印、书写规范等技术操作，并且每张汇票都精心使用严密的密押制度。如“谨防假票冒取，勿忘叙事书章”对应十二个月；“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私，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对应一个月的三十天；“坐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则代表银两金额的一至十。以此精细的密押制度确定汇票的汇兑金额和时间等，并且这些密押要定期或不定期更换。在票号的百年经营中，从未发生冒领事件，可见其科学严密。可惜的是，每次汇票在兑付后都要烧毁，没有一张使用过的能留下来。
受到日昇昌票号的启发，山西商人纷纷投资涉足承兑汇票业务。鼎盛时全国共有知名票号（或钱庄）51家，其中43家总部在山西，平遥票号累计总数达到22家。平遥县城西大街上一度比肩林立了数十家票号、钱庄，一度成为全国商业金融中心，堪比现代美国纽约的华尔街。
票号不仅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而且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后期更直接代清政府筹措汇解京饷、军饷，筹还外债，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发挥了代理国库和省库的作用，相当于清政府的“国家银行”。
山西票号走向衰落亦是一种必然。外部因素清末民初的经济危机和，西方工商业者的不平等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都是种种重创。关键还在于晋商票号自身的软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导致其最终走向末路。
山西票号执意只做信用放款，而从未开办抵押放款业务，这在现代金融体制下是不可思议的，光靠“诚信天下”办金融，不被拖垮才怪呢。
票号的大掌柜（总经理）长期蛰居在总号的高墙大院内，深居简出，更是很少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一切都使得总号信息不灵，无法及时掌握市场动向，又加之各号总经理一般都年龄较大，接受新式教育甚少，封建的保守、僵化思想根深蒂固，对新事物充满敌意，甚至坚决反对。
山西票号普遍采用“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制度。“两权分离”只是赋予总经理无上的权力，却没有建立与之相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也没有设立专门的类似现在的审计和监事会之类的机构对经营者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总经理只负盈、不负亏，“利益共享，风险不担”的无限责任制极易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
从1823年第一家票号日昇昌诞生起，到1940年大德通、大德恒票号改组为止，山西票号持续了百余年。
现在的晋商大院，那曾经的豪华奢靡你是想象不到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西逃避难，过境平遥，受到晋商的“热情接待”。光绪睡过的龙床“百葫宝榻鸳鸯床”，床周镂空雕有百个葫芦，象征多子多福。
如今的平遥古城仍保留着500年前古城的模样，昔日的“中国华尔街”，成为世界各地游客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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