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为解决票据“防伪”问题，保证诚信交易，以极高智慧创造出多重嵌套的防伪技术。一枚枚造型各异、制作精良的印章隐藏着“防伪”的玄机。
北京长安街东延线上，有一座名为“北京晋商博物馆”的私人博物馆，馆内藏有一个令人侧目的展品“印章塔”，其由数千枚造型不同的印章搭成塔状。可以说，每一枚印章都是一家山西商号苦心、诚信经营的象征。
3月7日，本社记者来到晋商博物馆，通过了解“印章塔”等藏品的故事，解读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的晋商如何重视诚信经营，以给当前建设诚信社会提供启迪。
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商帮，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曾经在金融、外贸、实业等众多经济领域，执牛耳，占鳌头。不仅开创了“汇通天下”的伟业，还享有“海内最富”的盛誉。
晋商能够如此成功，是因其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髓，重视诚信经营并为此不断创新，以儒商自称。这些文化素养高的儒商在经营活动中形成了独特的经营观：诚信重义、修身正己，其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贯穿在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晋商文化。
晋商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所以把诚信看得高于一切。他们深知只有讲信誉，重然诺，不欺不诈，人们才乐于跟他们交易。他们在经商活动中总结了许多有关经商诚信的商谚，如：“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秤平、斗平、尺满足”。
北京晋商博物馆馆长助理曾旭在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说：“许多老店、大店在店堂悬挂着货真价实和童叟无欺的条幅，表示店铺对顾客的承诺。在山西商人中讲信誉的商人和商号比比皆是，如祁县富商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排列为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是取利；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时，不少人重利忘义，欺骗顾客，太看重利润，唯独王谦光行商不欺，诚恳忠厚，深得顾客信赖，所以生意兴隆。”
复盛西铺是乔家在包头的一大商号，主要经营粮油，不管是质量还是分量都有所保证。有一次，复盛油坊往山西运送一批胡麻油，经手的伙计为了从中谋利而在油中掺假。掌柜的发现后，将伙计痛斥一番。他们认为，信誉连着财路，信誉没了，财路也就断了。于是掌柜令倒掉整批掺假的胡麻油，重新换了货真价实的胡麻油。这个举动虽然让乔家损失不少，但是却为乔家赢得了守信的美名，也为乔家吸引了更多的商户。
晋商信用也体现在会馆的建立上。会馆是以地缘为纽带，体现晋商之间信用的一个行会组织，也是同乡人在异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会馆体现了晋商本着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原则以谋求共同的利益。当同乡人有困难时，会馆义无反顾地给予帮助。
会馆还是祭祀关公、财神及本行土神的场所。关公被人们誉为“义薄云天”“义利分明”“信义昭著”“言必忠信”“信必笃敬”，所以山西商人最为仰慕敬重关圣。商人经商需要一种精神支柱，晋商即以关圣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圣的“信”来取信于民，取信于主顾，摒弃欺诈、伪劣等行为。
晋商不仅在店铺和家中供奉关圣，而且在各地的山西商人会馆中供奉。其目的就是请关公日夜监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商业交往活动，同时从关公身上汲取无穷的正气，有效地规范商业行为，在商业活动中立于不败之地。记者在馆中参观时，便见到了晋商所尊崇的一尊等人高的关公雕塑，威严肃穆，不怒自威。
晋商商号在发展中产生了早期民间金融机构即票号，晋商可以自己发行一些纸币钱帖，这不由政府监控监管，老百姓是否认购，完全取决于晋商自身的信用水平。
有一次，祁县的乔家和渠家因发行纸币过量，引发货币贬值，存钱的人慌了，都嚷嚷要把钱兑换出来，恐慌引发了挤兑现象。太谷县曹家收到了乔家和渠家寻求帮助的信息，就贴出告示说：“这两家发行的钱帖，在我家也能兑。”于是挤兑事件被平息下来。这类似于现在的联保账号，是曹家通过自己的信誉帮助了乔家和渠家。
曾旭告诉本社记者：“除了在信仰方面重视诚信外，在实际日常交易过程中，晋商也为维系诚信经营动了不少脑筋。”
晋商博物馆二楼展厅中最引人侧目的展品当属“印章塔”,这个造型奇特的“塔”由4000多枚印章组成。印章在旧时商业中地位举足轻重，随着山西票号的发展，晋商将印章纳入旧式金融体系中，并完美地把印章的功能性和艺术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商业印章体系。
在票号出现以前，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现银调动额数大、次数多，为了保障采购安全，商号通托专门的运现机构镖局负责保安。清中期之后，随着商业贸易规模扩大，商号分支机构增多，加之社会动荡，盗贼横行，镖局的安全性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以存放汇兑职能的独特信用形式票号应运而生了。
19世纪20年代，山西票号将晋商的信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办理汇兑，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能按期兑付；存款可随时提取；此地的存款可在彼地支用，非常安全方便。
由于晋商信用好，赢得了社会的广泛信任，无论商家住户、达官贵族，有钱都存到山西票号中。票号经营最讲究的是信用，存放、汇兑、提现，每一个环节都在体现一个“信”字，如果稍有疏忽，就会遭到挤兑、倒账的命运。《文献通考》卷十八曾对山西票号评价：“山右铬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淳朴，信用最著。”
山西票号如何解决“防伪”问题，保证诚信交易呢？曾旭说：“晋商使用的防伪技术是慢慢成熟的，是多重嵌套的，清朝汇票用的纸甚至出现了水印防伪技术。”
曾旭介绍，所谓“多重嵌套”防伪，第一层防伪是手写体，由一个文牍先生（管理信件的）与账房先生互通信息并誊写票券。文牍先生都有一个绝活写一手好书法，而且，这种手法是可以辨识的，山西和北京的两家分号的文牍先生和账房先生彼此熟悉对方的书法及写字习惯。
第二层防伪则是印章防伪。晋商的印章有一个严密的用印体系，比如按照功能分类，有抬头章、压数章、落地章和骑缝章。信纸起手有一个印章是抬头章，在票号上的数字上盖章是压数章，信纸落款处会有落地章，一式两份的信纸，会在两份中间加印一个章，章印吻合才可以取出。
除此之外，商号的书信中某位置还会加盖一个防伪章，比人巴掌小一点的印章上，用蝇头小楷刻满《兰亭集序》或《小石城山记》等等，小小印章上足有千余字，用牛角或犀牛角刻成，可谓精美绝伦。商号甚至在刻印防伪章时还要留一手，令工匠故意刻错字，让不知情的外人更加难以仿造。如果涉及金额数量特别大的，大掌柜还要亲自签字并加盖印章。
这些算是比较常用的印章方法，最高级别的防伪是“汉字密码”，即用汉字来替代所要传达的信息。比如传递数字信息，某商号就内部规定：“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分别代表110；再比如传递商品质量等级，某商号就用“元、隆、兴、记”四个字来指代，“元”指第一等棉花，“记”为第四等棉花，外人无从知晓。
此外，晋商诚信体系的维持还仰赖商号内部人的忠诚。商号的用人原则是“用乡不用亲”,只在商号财东或经理的同乡人中选拔,要考察新学徒的家庭出身、学徒的品行、上辈人的为人处事、德行信誉等,实行学徒保荐制。推荐人从他所了解的人员中挑选,所以多为亲朋引进,而且推荐人要对所挑选的学徒负责,事关个人信誉,因此推荐人都很认真负责,绝不敢推荐不肖子弟。
另外，商号还采取“人身顶股制”,伙计也配有股份，该兑现分红的,东家绝不会借故克扣和提留。正是这样合理的用人和分红制度,使得员工不仅勤奋工作,更珍视商号的声誉。
如今，晋商称雄商界已经成为一段辉煌的历史，但晋商诚信经营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枚枚造型精美的印章和佳话。在我国当前的诚信现状之下，追寻和探索晋商诚信体系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
北京晋商博物馆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馆藏最为丰富的晋商专题博物馆，其虽是一家私人博物馆，但已入选北京市重点规划的100余座博物馆之一。
晋商博物馆现有藏品4万余件，涵盖账册、信函、文稿、票证、印章、钞版、票版、广告、包装、牌匾、货币、衡器、量具、算具、交通运输工具、礼器、日用器具等众多门类。
北京晋商博物馆馆藏展品全部是馆长薛岩与其老师以及几位青年朋友三代人收集而来，倾注了多位资深收藏家近30年的心血与财力。薛岩认为：“这批资料再不收集、不研究就太可惜了。如果将这些东西散失掉了，也是对历史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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