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组成了晋商群体，在大清王朝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著名的扬州盐商，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山西票号，提供存款、汇款和等现代金融服务。有传闻说他们向后金出卖了大量军事和战略情报，有人认为晋商在清朝的繁荣是对行为的奖励，但只要稍加研究山西商业史，就可以发现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公元1638年1月，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不久后，为了对抗北元，朱元璋在北方军事要地设立了卫所，大规模驻扎军队。然而，由于明朝的财政制度简陋，大同的军粮必须从山东的陵县运送到山西的马邑，一路上的存储和运输过程长达1500里，运费非常高。一石军粮在运输途中可能会损耗三石。朱元璋要求士兵自行屯田种粮来支持自己的需要。然而，朱元璋很快意识到这个要求实际上无法实现。因此，洪武三年，明朝推出了开中制度，允许闲散人口自行携带粮食前往大同粮仓。
当然，这是有回报的，每交一石米，粮仓就会发给一张仓超，携带仓超前往盐场可以换取盐引，而一张盐引可以兑换200斤食盐。这样，人们可以通过售卖盐来获得收入，相当于抵消了运输费用。开中制度最初在大同地区试行，之后扩大到其他卫所，山西人由于地理上的便利成为该制度的主要受益者，也成为大明王朝的代表性人物。一些山西商人运粮到边塞后发现那里的军队众多，商业需求也很大，于是他们留在当地开设商屯，除了从事粮食贸易外，还开始销售其他生活用品，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由于长途贸易存在较大的风险和高昂的运输成本，山西商人通常会结成商帮，共同出行。这样，明清时期声名显赫的晋商群体逐渐形成。
看起来，开中制度非常美好，卫所的军粮得到保障，盐场的盐也有市场销售，朝廷不需要投入任何资金。晋商对此充满热情，因为食盐国家垄断，价格高昂，利润可观。然而，这一制度在朱元璋去世后不久就开始崩溃。《大明律》规定，运粮换仓超，仓超换盐引，盐引换盐，盐售卖换钱，这一系列活动必须由同一个商人完成，不得，也不得中途转卖仓超和盐引。然而，人们都知道，朱元璋喜欢纸钞，喜欢发行八纸钞。商人可以换到盐引，但无法换到盐，甚至等上数月都不是什么稀罕事。许多晋商发现自己积攒的盐引即使到自己去世也无法兑换，于是他们不得不将盐引转让给子女甚至孙子，或者中途把盐引转卖，官府也只能默许。
盐引泛滥还有另一个原因。明律规定，名门世族、权贵官员以及高位文武百官及其家人和仆人禁止参与盐业，但自宣德年间起，这个禁令被废止了。一些权贵公借势向皇帝请求盐引，并且带着盐引插队排队，优先兑换盐，侵占了商人的利益，也招致了盐场的不满。根据明律，盐厂生产的所有盐都要交给官方仓库，私自出售是严禁的。然而，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明朝进入中后期，北方边境的战乱不断，军事重镇的粮价剧烈波动。以嘉靖37年为例，这一年夏天，一两就能在大同买到一袋米，但到了第二年春天，一袋米售价超过三两。为了满足粮食需求，朝廷不断地启动开中纳粮定商制度，并掌握了大量资金。低价购买粮食储存，高价时出售，或者在边境粮价高的时候，从其他地区低价购买粮食运往边境。晋商甚至直接承包土地，全面掌控边境的粮食生产。军队是否饱食并不由军方官员掌控，而是由山西商人掌控。但是晋商直接与政府合作的做法引发了不少社会争议，因为商人在明朝时期的法定地位并不高。连穿丝绸衣服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在边境和军事重镇，商人仍在努力打拼，因为这些地方有着极为巨大的利润。
这是因为边境和蒙古之间的商业活动非常具有利润性。这些利润可以从商人、军队、监军、太监等人员身上获取。在明武宗时期，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刘鼎曾下令，商人太多，管理成本太高，因此要提高门槛，只允许少数富有的商人参与纳粮。刘鼎实际上想要管理通过进行的交易的商人。军方官员以及宗亲勋贵也参与其中。边境军官及未所值班太监会与商人合谋，而且不需要招募员工，直接派遣手下士兵去执行交易即可。
军事粮食利益链获得更大的利润，只有当边境卫所的粮食不足时，才会准许商人参与纳粮，其目的是换取盐引等其他利益。由于边境将领和户部官员之间的勾结，经常会虚报军情。只有那些在资历和业务能力上得到官方认可的商人才能参与纳粮。由于当地官员的努力，一些商人策划伪装成商人来纳粮。官员也负责监督和收集粮食，他们收受了钱，是商人的手足兄弟。在这种情况下，收七斗米只提供一石的服务通常是家常便饭。如果大米发霉、饥饿的士兵怎么办？至于晋商叛变并与后金勾结的说法，这只是边境黑市贸易的一部分。毕竟，即使后金再有钱，它也无法与大明官府相提并论。甚至封赏的八大皇商在晋商群体中也不算大户，因为它们是在八旗入关后才走出来，并没有代表晋商群体。
与此同时，晋商的业务也从边关向内陆发展，全国各地包括日本、等周边国家都有晋商身影。以徽商为主的两淮盐商中也有山西人。随着清朝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晋商的贸易规模与范围日益扩大。但清朝的社会环境并不稳定，白莲教与各地天地会组织不断起义，极大影响了商人的资金与货物运输。更便捷的金融系统成为了客观需求。
在嘉庆和道光年间，以宁波商人为主的浙商在长江一带开设了很多书信局，也就是民用驿站。由于收费低、速度快，受到了广泛欢迎。这给了晋商极大的启发。奥光初年，山西的颜料巨头西域城颜料庄迎来了一个新的掌柜——雷吕泰。自幼读书的雷吕泰曾参加科举考试，但考得不好，从而决定弃笔从商。他从学徒一路走到了大掌柜。在中国商业史上，雷吕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因为他开设了第一家真正的山西票号——西域城颜料庄。总号在山西平遥，但主要的铺面都在北京，常年在北京、山西之间运输货物和现银。在20年前后，经过东家的许可，雷吕泰在平遥开设了第一间票号，取名日升昌。
与过去的钱庄账局相比，票号在存款业务上提供了汇款服务，资金可以凭借汇票异地存取。在信贷业务上，票号也引入了期票贴现等更加现代化的金融工具，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当铺形态，而是成为了纯粹的金融企业。雷吕泰在日升昌总部门口挂起了一个匾额，写着汇通天下。他去世后第二年，日升昌已经在全国18个主要商贸城镇开设了门店，往来汇款非常方便。雷吕泰实现了他的理想。
山西票号的防伪技术相当精妙。每个票号开出的汇票都由同一个人书写，各地分票行都必须熟悉这个人的字迹。字迹不对就无法兑换，这是第一道防伪。除了字迹，汇票还有专用的防伪密码，以防假票冒充。随着造纸技术的发展以及西方印刷技术的引进，清朝后期山西票号的汇票还有了假水印技术。平视时看不见，但竖起来时可以在纸上看到特殊的水印。
山西票号的主要客户不是商人，而是官府。过去，清朝征税与发放地方军饷，都需要派人押送现银。但随着清朝统治能力的不断下降，有浙江官员尝试通过票号向北京的内务府汇，结果引起了恼火的皇帝的反感，相关官员被查办。1862年，曾国藩的湘军军饷在江西临江被抢走。这一年，太平天国战事紧张，安徽有捻军作乱，山东、四川等地也接连发生起义。无奈之下，请求皇帝允许票号汇兑军饷。山西票号便承接了官款的历史。从为数不多的记录来看，山西票号接手的官方订单总体呈上升趋势。1862年是十万两，而1890年到1893年，年年超过五百万两，官府生意最为赚钱。
鸦片战争后，大清签订南京条约，赔给侵略者2100万。大清积极呼吁爱国百姓捐款报国，山西商人主动捐款200多万一八五三年，太平军攻克南京，重创了大清，江南赋税重地，朝廷又搞晋商捐款，但响应者寥寥。皇帝大怒，前几年我用海防捐的名义卖官，你们出钱不是很积极嘛，就按当时的出钱比例，但给我捐一笔，最后喜获160万捐款。光绪初年，陕西发生丁物齐荒，家乡一带遭了灾，当然更要出钱。晋商一共捐款200多万两，粮食近百万担，很多山西票号的分行捐完款就破产。与此同时，以胡雪岩为主的南方商人也纷纷开设了南方票号，这些票号模仿近代银行，无论是资本规墓，都胜过保守的晋商，加上晚清的工业与商业重地上海汇丰、汇川、汇龙等大批外商银行一个接着一个开门，晋商的金融业在沿海地区受到了巨大冲击。
晚清的官办银行接连成立，动摇了山西票号在商界的优势。票号为朝廷服务，而官办银行则是朝廷自己的。尽管大清快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但官府依然掌握着权力。在短时间内，户部银行已经在21个分行和35个分支机构、远超过任何山西票号的规模。政策红利加速了山西票号的发展。当官方开办钱庄并实施严格的监管时，票号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无需注册，甚至无需缴税。
然而，晋商与山西票号留下了极其丰厚的遗产。于晚清至时期，晋商与其后代始终活跃于金融界。袁世凯开设银行学堂时，所有学员均招募自山西。盛宣怀创建中国通商银行时，其管理层的九成来自于山西票号掌柜。英国银行的头四个管理层都是从山西票号中招聘来的。晋商与山西票号历史是明清商业发展历史的缩影，民间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商人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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